问题下面很多人都在讨论西府-陇东战役里四纵的问题，不过我在这里稍微给王司令员多说几句，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应该负责任，而是责任拆分可以更明晰一些。而关于王世泰在陕北红军中的贡献和影响，可以移步其他回答，例如王世泰是谁？这个人是不是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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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之前先得澄清一些对于四纵阻击战斗的错误认识。首先有些人喜欢说什么“彭拿主力去捡宝鸡的洋落，让四纵吃苦，是坑陕北红军”，且不说宝鸡作为胡宗南的补给中心本身是坚城，用主力攻城正是为了避免久攻不下这点最基本的道理（虽然实际上此时宝鸡守敌兵力不足，但兵力不足并不意味着很快陷落），实际上彭同样拿出了西野的主力六纵负责阻击啊。
我们来看西府战役阶段的部署。负责阻击的有西野的绝对主力六纵教导旅（1943年为加强延安守备力量，从冀鲁豫和晋察冀抽调八路军精锐组建了教导一旅和二旅，在杨得志、黄永胜、邓华的指挥下前往延安，1945年后两个旅的主力抽往其他战场，余下部队合并组建了新的教导旅。代号“红星部队”，在作战中经常伴随西野指挥部），此时的旅长陈海涵是红一军团出身，在长征路上转到红三军团，曾写作回忆录《在彭总指挥下》，这总不能说是什么“不拿嫡系去打阻击”吧。而配合四纵在东边阻击的还有二纵独六旅（著名的渤海教导旅，1945年为补充359旅而在山东的渤海军区招兵组建），另外西野四大主力之一的六纵新四旅（最初由太行军区抽调精锐组建，首任旅长王近山）也作为预备队使用，后来四纵阻击失利后正是新四旅顶上去的。总的战役部署中是五个旅攻城，三个旅阻击，一个旅预备，很难说是什么不重视阻击吧。
而且西府-陇东战役本质是一系列极其快速的运动作战，从4月17日西野大举向渭河河谷进发开始，到4月26日围攻宝鸡，部队实际上一直在运动，阻击也同样是在运动中转入的，六纵教导旅是向西一路突破到长武再转入防御的，四纵和独六旅则是在东线掩护大军左翼中转入防御的。
可以看到，西野大军是完成了对国军守备部队的突破才取得了围攻宝鸡的有利态势。但我们如果看国军的出动速度，就会发现在4月22到23日青马整82师已经开始猛烈进攻西野教导旅刚拿下的长武阵地了，而裴昌会兵团也在4月25日抵达扶风，西野本身就是在以虎口夺食的态度来抢时间，这就对阻击部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接下来我们看根据国军档案所叙述的裴兵团进军过程就会发现，裴昌会兵团之主力整1师和整36师是沿武功进军，此路面对的是二纵独六旅而不是四纵，四纵真正应该起到侧翼袭扰阻击作用的是残破的整76师，而国军在此方向进展反而十分顺利。
那为何国军能够进展顺利呢？不正是因为四纵既不能坚决抗击残破的国军整76师（整76师在灵宝、清涧、宜川、宝鸡四次累计被歼灭近两万人，反复经历重建），又在撤退时候没能通知到侧翼武功方向抗击西北战场最完整的两个国军整编师（整1师在西北没遭遇过重大损失，整65师是入陕粤军，属于生力军）的二纵独六旅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野司对四纵不公的纯粹扯淡，四纵在各个阻击部队里承担的恰恰是最轻的阻击任务。真正的重担是在六纵教导旅和二纵独六旅而不是在四纵身上。王世泰本人的回忆录里称警3旅被张宗逊调去杏林-武功方向支援二纵独六旅（结合刘懋功少将回忆录和一野战史说法，从杏林镇撤退未通知独六旅的应是警三旅），但即便如此，纵队直属和警1旅（四纵还下辖一只不大的起义部队骑六师）也应该在扶风、岐山方向吧，结果并没能发挥从侧翼干扰不完整的整76师进军的功效，甚至于国军自己都没想到残破的整76师进军竟然如此顺利。即便不说扫清外围阶段四纵警1旅因为未开电台受批评，陇东战役阶段警3旅和纵队部之间沟通出问题，导致黄旅长被一些战友指责是“再次犯了老毛病，畏敌拒战，不执行野司命令，临敌逃避”（黄对此指责在此后十分不满，长期坚持抗辩），光西府战役阶段的问题就暴露得足够严重了。另外这很大程度上不是战力问题，陇东战役最后阶段彭给四纵下达断后命令后，四纵证明了只要他们能拿出战斗决心并不是不能打，毕竟掩护大军突围可不是什么轻松的活儿。（黄罗斌的传记里用了一个非常文学化的桥段来描述四纵此时的决心：不能给刘志丹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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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清楚了西府战役阶段四纵的问题，再说说为啥我认为不应该让王世泰背那么多的锅：
一方面我们看到王世泰回忆录，1947年的子午岭战斗中，“我命令五团在上畛子东面山上抗击敌人，结果没有抗住敌人，他们擅自向北撤去，给部队带来很大困难。”有资料认为主导五团撤退的是当时在一线指挥的警三旅旅长黄罗斌（如刘懋功回忆录）。
黄罗斌是陕北红军的老资历了，曾经在1935年和王世泰搭档，一个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政委，一个任团长。黄罗斌在80年代曾就其在西府-陇东战役中的撤退行为做了激烈抗辩，不过未见其就子午岭战斗中带领三旅五团撤退过快一事做抗辩，可能也在于确实是觉得此次没能掩护住直属队有些对不起王世泰。五团作为主力部队的擅自撤退让直属队陷入巨大危机，王世泰不得不亲自带两个连诱敌掩护其他部队撤离：“我和高维嵩带三旅旅部(实际战斗力仅有警卫连、侦察连两个连的兵力)把敌人诱回陇东。18日下午我们又回到九岘塬桃树庄。下午5时左右，敌人骑兵也尾追到桃树庄。当敌人从村东进庄子时，我正在村西一条沟畔边吃干粮。高维嵩急得直叫嚷，让我赶紧走。我说：“急什么，等敌人到跟前走也来得及。”高维嵩一边说着“敌人都进村了，还不急”，一边让几位战士拉着我就走。跟我一起行动的警三旅直属营营长张明瑞说：“司令员，你放心，咱们有两个连，保证没事。””（陕甘宁边区红色记忆多媒体资源库） 就我目前看到的资料，没法判断子午岭战斗后关中军分区如何总结战斗的，但从结果上来说王世泰也没有狠抓马上成立的四纵的战场纪律问题，当然可能也在于没法狠抓，一方面都是陕北红军的旧人，另一方面也在于王世泰的威望没有高出他们那么多。||||| 补充一个新材料，刘懋功少将的回忆录里提到47年二打榆林后休整期间，王世泰主持过对黄的批评，但看起来效果不佳。
另一方面则在于，西府-陇东战役失败的第一责任人是彭，他既要为战略部署上的冒进负责，也要为对部队情况的失察负责，而实际上他也主动承担了战役失败的首要责任。这或许也是为何从王世泰到黄罗斌这些当初挨骂的当事人都认可彭此事后的处理（黄罗斌传记中称特殊年代有人要黄写材料抨击彭对其的处理，黄果断拒绝并称“战争的事，你们不懂”），因为作为领导他把主要责任归于自己而不是推诿下属嘛。
而在此战之后，彭也切实认识到了四纵存在的问题，撤掉了黄罗斌的旅长职务（黄不可能像他被指责的那样“畏敌惧战”，但这两战的表现也足以让他被认为不是合适的战术单位指挥官了），也撤掉了五团团长郭应春的职务，在四纵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教育和部队建设，充实了大量人员，也为四纵（后改为第四军）在1949年打出翻身仗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