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本就没有能证明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的证据和资料。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共同反抗蒋介石统治,民权同盟邀请鲁迅加入,鲁迅应允就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鲁迅负责用文字从宣传上攻击国民党、激烈嘲讽国民党不作为,令蒋介石非常恼怒,指示特务机关杀害包括鲁迅弟子殷夫、柔石在内一共六人(左联五烈士事件),恐吓鲁迅不得与宋庆龄“合谋”。鲁迅通过民权同盟以德语、法语、英语、俄语等语言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个事件,对蒋介石造成严重的声望打击,于是蒋介石吩咐被称为“CC团”的陈立夫、陈果夫进行镇压。CC团最初原本打算就此除掉鲁迅,但由于担心会引发青年人的反对,于是选择在1933年6月18日除掉杨铨以警告鲁迅,用浙江省警察局长的名义下达逮捕鲁迅的命令,并禁止鲁迅的作品出版。
但鲁迅依旧不从、非常硬气,先是公开参加杨铨的葬礼,随后在内山完造庇护下继续写作,内山完造为鲁迅提供了多个隐藏的避难住所,CC团无法掌握到具体的地点情报,又不能直接突袭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将鲁迅逮捕,于是,接下来针对鲁迅的政治攻击工作便展开了。
最早声称内山完造是作为间谍潜伏进日本活动的,是署名【白羽遐】的作者在1933年7月1日《文艺座谈》里刊登的《内山书店小记》,主要目的就是攻击鲁迅受内山完造的指挥,在中国搜集情报。随后,1934年《社会新闻》也在第12期刊登了《鲁迅愿作汉奸》、第16期《内山完造底秘密》,这三份文章共同声称内山完造是表面上开书店、私底下收集情报发回日本的间谍、每年的保密经费达五百万日元、分给鲁迅十万日元,试图逼迫鲁迅和内山完造切割关系[1]。
所有指控内山完造是间谍、鲁迅为内山完造工作的所谓“证据”,都只有这三份文章[2]。
但实际上,《文艺座谈》是国民党御用文人组织“文艺漫谈会”的机关杂志,主编曾可今是国军党代表出身的国民党报社社长,专门负责文化宣传工作。
《社会新闻》是国民党的综合性刊物,中统特派员丁默邨负责主持,除了转述国民党的统一口风文稿和报道前线战事之外,也专门攻击民主党和共产党。
这两份刊物是为国民党服务的,造谣抹黑过的对手数不胜数,还编造过《从纯粹老百姓立场详评中共声明与条件》这种冒充平民百姓造谣中共的文章。
内山书店在当时除了是书店以外,也是进步人士、左翼知识分子、中日共产党的秘密庇护基地,内山完造在这里还庇护过日共党员鹿地亘[3]、日共记者尾崎秀实[4]、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周朴农[5],如果把造访内山书店的客人、在内山书店工作的职员、在内山书店展开秘密讨论的活动人士也算成是内山完造在保护他们,那么这个人数还会急剧上升,包括共产党员冯骥、进步人士周根康、张荣甫、民盟人士陶行知、鲁迅三弟周建人、北平学联代表邹鲁风。方志敏烈士的狱中遗稿也是通过内山书店转交鲁迅,再转给党组织[6]。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委员会书记任弼时在出席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中遭到租借特务抓捕,他就曾经吩咐周朴农,如果秘密活动时不幸被逮捕,可坚称自己是内山书店的员工,就能得到内山完造出面解救,内山完造在出庭对质时也声称周朴农是书店员工,最终周朴农仅被判关押40天即被释放[7]。更别提内山完造还亲自出面解救开明书店经理章雪村、开明书店总编夏丐尊、鲁迅伴侣许广平。
内山书店也是得到上海共产党组织承认的联络所,皖西红军女战士文媛在故事专栏《皖西革命 巾帼英雄》的投稿中也揭露过此事:
由于多次与日本政权对着干,内山完造在上海常被日本自卫团和自警团传唤训话,称其为中国的内奸,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怀疑内山是共产党。在1937年短暂回国后,8月30日内山完造遭到京都府特务课审讯扣押,同年9月被东京警视厅审讯,罪名是窝藏郭沫若、帮助日共党员鹿地亘。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13日内山完造被视为阴谋推翻国民政府的三十三人集团首领,所存书籍作为敌伪财产被国民党当局接收,1947年12月8日被遣返回日本[8]。他在归国之后开始活跃于日中交流,多次来到中国演讲,1950年担任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1959年9月20日从广州飞抵北京期间因肺结核逝世,依照其遗愿,与夫人美喜子的骨灰合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