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邀请我回答。
我只能说,没有任何根据的处罚。
恶意伤害一般都是3场,情节严重等加罚,那么合理的是4-6场的量。
而,22场是更古未有的处罚,这个就失去了公平的意义或者说,决策者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来随意的无视条款约定做出决定。
一直以来,规矩的重要性在于公平,秦升有错,他这个动作是恶意的非体验到的行为的动作,并且造成不良影响。足协应该罚,但是如何罚应该按照规矩来,各位觉得规矩不合理,那么应该修改规矩,而不是肆意逃出这个规矩来按照其他意志执行。
我转一篇文字给各位看看吧,此文确实是申花球迷写的,但是我也大部分认同他的观点,故而发出来共享:
今天下午,中国足协公布了对申花球员秦升和孙世林在申花VS权健一战中相关行为的处罚决定。秦升因踩踏对手被停赛6个月(期间联赛场次22场),孙世林因“竖大拇指”被停赛2场。
这或许是中国足协近年来处罚力度最重的2张罚单(孙世林的动作放在之前任何时候,由任何球员做出都从未有过任何处罚)。
我们先来看一看处罚秦升的依据。处罚决定中说,秦升的处罚依据是:《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第五十六条、第四十九条。
显然,秦升属于“用暴力行为攻击对手或他人”,但并没有“给对方造成身体伤害或健康损害的”,却因为某些原因“产生不良影响”。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次对秦升的处罚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按“场次”来计算,而是按“月”来计算。根据规定,可以这样来停赛吗?
从第五十六条来看,所有相关行为的停赛“起停量”,都是以“场”作为计量单位的。那么问题来了:第五十六条中的“场”到底是一个笼统的表述(即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以“月”代替),还是说相关行为只能用“场”来作为停赛计量单位,而其它一些行为才能以“月”来作为停赛计量单位?我们继续翻阅《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来看一看其它规定中有没有明确规定以“月”作为停赛计量单位的。
被我们找到了。《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第六十条。
而其它常见的以“月”作为停赛计量单位的处罚,如修改年龄等,在《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的相关规定中,并没有明确以“场”作为停赛计量单位还是以“月”作为停赛计量单位,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两者都可以。
而秦升处罚所依据的“五十六条”,则明确写明了“XX场”。根据上述情况,像秦升这样行为的处罚也只能以“场”为计量单位。这次对秦升的停赛处罚以“月”为计量单位,显然是与第五十六条相悖的。
除此之外,我还打开了中国足协网站,里面留存着最近2年半中400条处罚决定,涵盖中超、中甲、中乙、业余联赛、青少年联赛、女超、各级联赛预备队联赛等,时间范围上至2014年6月。为了印证一些事情,我逐条翻阅了这400条处罚决定。
在这400条处罚决定中,除秦升这条处罚决定外,其余399条处罚决定中停赛时间按“月”计算的无外乎以下3种情况:
1、年龄造假或信息作假;
2、打架;
3、辱骂裁判员、殴打裁判员、推搡裁判员、多次向裁判吐口水;
除了秦升的处罚决定外,其它一切处罚决定都属于这3种情况中的某一种,而这3种情况无一涉及到比赛中球员对球员的动作。也就是说,比赛中球员对球员出现不当动作的,都是论“场次”来罚,而不是按“月”来罚。秦升的处罚决定是唯一的例外。
为什么要按“月”来处罚秦升?这个道理也不难想通,有人希望重罚,但按照过去的处罚决定,最重的停赛也就是在8-10场左右,而秦升的“6个月”涵盖了整整22场联赛,超过了之前最严重行为的2倍,而那些停赛8-10场的行为,全部比秦升的行为更严重!
足协显然也考虑到了这点,为了“减小争议”,换了处罚的表述方式,但正是这么一“换”,实质上已经违背了相关规则。单从规则的角度来说,如果足协开出的罚单是“秦升停赛22场”,反而不如现在这样违规。
既然已经翻出了过去400条处罚决定,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在过去,足协对于类似动作,或是类似动作导致更恶劣后果时是怎么罚的:
1、不仅踩踏,而且导致对手受伤,只停了6场。
2、在对方已经倒地情况下故意蹬踹对方头部!只停4场。
3、踩踏关节部位,就是去年上海德比时蔡慧康对莫雷诺做的那个非常恶劣的动作。停赛3场。
剩下的都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停赛场次基本上是3-4场。
而秦升,情节比汪晋贤、尹路、蔡慧康都要轻,和后面几位差不多,但停赛场次呢?22场!
请问,22场这个3-7倍于同类犯规停赛场次的处罚决定,依据又在哪里?即使今年“严打”,那么如果中超赛场之后再次发生类似程度的犯规,22场或6个月是不是要作为一个“起罚量”?
孙世林的处罚则更为离谱。其依据同样是《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第五十六条。足协依据的应当是第五十六条中“对对手或他人的非体育道德行为 (指责、辱骂等)至少停赛或者禁止进入替补席2场,并处罚款至少1万元”这一条。但在孙世林已经参加听证会,并明确表示自己的行为只是赞扬对方体育精神并且还拍了拍对方肩膀的情况下还做出这样荒谬的处罚,一说明听证会只是走个过场,没有任何实际用处,二说明相关处罚都是“人治”的产物。
有记者朋友说,这样的处罚并不完全是足协做出的,而是受到了更上级的压力,一如今年年初的中超新政。而更上级这么违背规律违背规则这么去做,则有其自我的目的。
渐渐地我们发现,无论是“中超新政”,还是这样的处罚决定,因为领导的喜好,更上级对足球的离谱操控已经接近一个高潮。而高潮的到来,则意味着大势将去。当领导人不再喜欢足球了,当中国足球不再这么火热了,我们回过头来思考,这几年中国足球和中超的“繁荣”究竟给中国足球的未来留下了些什么?
这恐怕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