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之后，整个人脑子都是嗡嗡作响，毕竟电影从头到尾都带有强烈的视听效果的冲击。
《爆裂点》IMAX厅的回音效果由于过好，仿佛扔出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就在耳畔，那因为不断燃烧又苦苦哀嚎的求救似乎就回荡在影院的每个角落，再结合上快节奏的跟拍镜头，整个观影体验基本就在高强度警匪对战中穿梭，而且带有及其强烈的荷尔蒙港味儿感。
这成为今年我看过的最有痛感的电影。
《爆裂点》里的主角在命运选择下不断前行，却一步步伤害到自己和身边的人，配之以画面那些具有强烈疼痛感的视听效果，让观众在努力保持理性与发疯失控里反复横跳。直到电影最后一幕，所有声音都全部沉默。即便是邦警官一心想要留住的儿子，也变成了一具挣扎而不得的焦炭。不管是他的战友还是敌人，不管是他想保护的，还是想纠正的，都在喧扰之中消失了。最后留下邦警官一个人，跪在山石上，横屏画面被切割一刀，变成了正方形，再切一刀，成为竖屏，彩色渐渐褪去，只留下灰黄的色调。
爆裂的所有场景也就全部归于沉寂。
《爆裂点》的情绪中心词是“失控”，电影宣发直接写出来“全员失控”，似乎每个人的失控都是对命运的反抗，却又一步步推向深渊。从电影一开始，整个警匪对峙就已经在失控的边缘疯狂试探，转眼下一个镜头就是邦警官的队友直接被开车拖曳到垃圾堆变成肉酱的疯癫场景，这是邦警官第一次怒吼失控，也是直到最后在制药工厂对决前的最后一次。
正如在首映礼里所谈到的那样，邦警官是整部电影中“唯一没有失控的角色”，张家辉接受采访是说“无论我经受了多大压力与创伤，但始终记得自己身上的警服，做警察首要任务是保障人民安全，所以我又怎么能失控”。
邦警官必须要在所有环节都以理性标准要求自己并掌控全局，所以邦警官有很多场景都是在监控室内对队伍进行调度，原本其他角色失控发疯的场景，他也要求自己一定要成为理性的代言人。于是我们能看到太多张家辉在脸部微表情上的挣扎郁结体现：从内心感情来看，他应该失控发疯，自己的妻子、孩子、战友、卧底一个个被折磨；但从理性坚守来看，他一旦不再承担这份责任，就会带来更大的混乱与失控。就像他去和黑帮老大谈判时，在总控室缺位了10分钟，结果整个队伍误入了毒枭的圈套，几乎被一网打尽。
对手戏最多的江铭，则是在目睹一次又一次的残酷现实里不断濒临失控的情绪，最后自己终于越界变成了疯癫者。电影开始邦警官找到江铭做卧底，虽然有一个“三年之后又三年”的调侃，但时间延长的背后正是个体情感的挣扎。游走在黑白警匪两道之间的江铭，虽然想一网打尽毒枭初衷内心并没有任何动摇，却在见识了太多杀人不眨眼的场面之后，自己的情感也开始走向失控的边缘，变得越来越暴戾。
失控发疯换回来的，就是被深渊凝视之后，坠入深渊的结果。
体现在《爆裂点》的视觉效果上，就是极度失控的惨烈场面。进入到电影院里，几乎从头到尾都能看到这种极度调动视觉奇观快感的发疯式的破坏画面和声效。这些疯癫失控的表现场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毒品所产生的精神致幻效果所带来的某种现实投射。
当韩洋毒枭把江铭的头扭住直接按在毒品粉末中后，江铭被迫吸入大量毒品，对身体更加失控，整个人也变得更加暴戾，虽然最后成为了扭转战局的不稳定因素，但这也意味着毒品与沉沦之间具有的强烈关联性。江铭身上颇具迷幻色彩的衣服，也加深了幻觉、混乱和失控最后褫夺他仅存理性的隐喻。
除了一直备受期待的枪战、追逐与对打以外，由这些对抗直接而显露所带来的各种残肢断臂、血肉模糊更是没有任何躲避，让观众在观影过程里受到强烈的冲击体感。这种体感，并不只是从视觉出发，而是渗透到身体所有感觉器官里的冲击，也就是触感视觉。
德勒兹提出光感视觉（optical visuality），就是最大化强调视觉效果对个体的作用，由于古登堡计划（文字印刷）和电视媒介（画面观看）的兴起，让视觉在感官阶序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触感视觉（haptic visuality）则是更加丰富的、具身性的、感官化的视觉经验。最重要的是，视觉不再是主体，而是中介，借由它调动起观众的具身知觉的整个感性维度的观影体验。
在2个小时的电影中，触感视觉无处不在，也随之能更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痛感，肢解从视觉转换到更多联觉的体验之中。
不过，尽管在如此具有强烈痛感的电影里，林超贤依然将“家人”作为柔性的一面放入其中。无论是邦警官对自己儿子的包容，膺秀对自己女儿的爱意，以及韩洋对自己弟弟和女子的感情，都作为暗线被伏在电影之中。
那么人为什么要“发疯”呢？或者说在《爆裂点》里的角色们为什么都是强烈的“疯批角色”呢？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就从考古学的视野出发，讲述疯癫其实是历史叙事中存在的沉默多数，人们更愿意展开对社会的文明想象，所有悖于文明理性的部分都不应该被注视。是电影文化的出现，让人们首次关注到“疯癫”是被失声的主体，是异化的具象化表现，是未被看到的群体。从《火车进站》观众的恐惧失措离开观众席，到《一条安达鲁狗》的精神分裂分析画面的叠加，都无一不在体现着疯癫的强烈生命力。
也正是因为电影的出现，将疯癫从疾病状态剥离，转向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疯癫。福柯就认为，人们以前总是对疯癫和精神病（异常者）划等号，但疯癫是大写历史下所构筑的放逐现象，是被生成的而不是天然的症候群，文明不可或缺的副产品，是一种社会机制所带来的驯化失败的结果。
动画的出现，则不断采用动画性（animetism）的人物塑造方式蚕食电影性（cinematism）。动画性的图层平面拼贴本来就会为角色在画面中行动线的肢解提供了条件，这是一种对现代性视觉主体的剥离，所以读者在动画/漫画阅读体验中能看到的疯癫角色比例远远高于电影。但“疯批角色”的大量出现，也依然成为对疯癫现象在影视人物中的具象化体现。最近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上到处都有“发疯文学”，就是对个人在社会压力下无法正常排解的情绪释放。
《爆裂点》（Bursting Point）的“疯批感”，乍一看指的是林超贤电影话语中随处可见的爆裂场景，汽车爆炸、汽油弹轰炸工厂、人在撕裂中哀嚎，人处在这么具有极限视听效果的场景里很难不发疯，或者说已经把发疯当做一种阈值更高的正常状态。而真正需要关注的，则是角色们如何在心理精神逐渐分裂的情况下，变成背离理性的“疯癫者”。
首先，警匪两道之间的鸿沟看似遥不可及，却可能带来相似的行动手段。电影最开始相互要挟的镜头已经给观众预示了这二者之间难辨你我的模糊边界。作为卧底存在的江铭，背上太多不良记录，必须要把自己染成黑色行走其中，才能获得解脱。但不是说二者就真的无法分离，这时作为理性代言人的邦警官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一方面恪尽职守绝不逾矩，另一方面也控制自我不沉沦至疯癫之中。
其次，正如前文所说，“毒品”及其背后的隐喻谱系本身就是一种疯癫状态。无论是吸食毒品者所看到的幻觉画面，还是制毒贩毒行业所带来的暴利诱惑，都会不断将身处其中的人的情感变得“钝化”。也就是说他们自己根本不觉得早已深陷疯癫之中，反而将其当做一种麻木的理性，这是一种匮乏状态下对欲望的无限追逐。
拉康就曾说过：欲望的实质在于产生新的欲望，因为欲望的真正对象是一种缺乏，所以欲望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作为毒枭之首的韩洋出现严重失血的生理性病变就是这样一个象征符号：他所渴求的感情，无论是奋力抓住，还是缓缓维持，到最后全部都是一场空，就像他体内的血小板总会逐渐流失，他也一直都处在这种强烈匮乏之中，不可自拔。在他弥留之际，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家人最重要”，这正是他终其一生追逐而不得的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