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较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主要有三次，涉及多个根据地，但具体次数因部分区域未明确统计而存在差异。以下为具体分析：
1932年5月至1934年秋，夏曦在湘鄂西苏区主导了四次“肃反”运动。此次肃反以“改造革命队伍”为名，通过政治保卫局对干部和战士进行审查，导致红三军及地方干部逾万人被错杀，其中千余名高级将领与指挥员牺牲。例如，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王一鸣、第九师参谋长胡凌等均因“改组派”罪名被处决。此次肃反严重削弱了红军战斗力，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1年张国焘到任鄂豫皖苏区后，推行左倾路线，通过政治保卫局开展肃反。戴季英参与审讯工作，以“反革命”“AB团”等罪名逮捕并杀害大量干部。典型案例包括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第十二师师长熊受暄、红一军第三师师长周维炯等红军将领被错杀。此次肃反导致鄂豫皖苏区红军高层几乎被“一扫而空”，直接影响了后续反“围剿”作战的指挥能力。
1935年陕北苏区开展肃反时，戴季英再次犯下扩大化错误。他主导的审查将大量地方干部和红军战士打成“反革命”，导致根据地内部恐慌。尽管具体次数未明确提及，但此次肃反的严重性体现在对革命力量的内耗上，例如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本人也因过度审查被批评。最终，中共中央派王首道等干部前往制止，才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中央苏区在1930年代初期也曾开展肃反运动，主要针对“AB团”“社会民主党”等虚构组织。但现有资料未详细说明具体次数，仅知其通过审查干部思想、社会关系等方式进行。此次肃反虽未像其他根据地那样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但也存在扩大化倾向，例如部分基层干部因“历史问题”被错误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