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战斗、战役的胜利可以改善军队的物资供应，但不能解决基本的物资需求，基本的需求总要从己方控制区想办法。
以下以井冈山革命时期举例，表明战争对军队物资供应的贡献。
打土豪是军队获取物资的主要手段，但土豪并不是毫无反抗之力，想打就打；况且，根据地内的土豪打过了，也就没了，必须要到白区才有土豪打；加之，在经济封锁下，根据地物资匮乏，要取得军队所需大量物资，必须打到白区去才有办法，而这一切，都需要军事力量的支持。
毛泽东于1933年8月在赣南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根据以往的经验做出论断，“至于不要一天忽略扩大红军的工作，那应该不待我说了，大家都明白，没有红军的胜利，经济封锁是要更加利害的”，虽然此处讲的是中央苏区的经济问题，但用于井冈山时期，亦十分恰当，打不出去，食盐等物资的供给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首先应明确的是，军队的经济问题，并不仅仅是战争胜利附带解决的问题，经济问题，本身就是军队军事行动的考量之一，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军队活动的决定因素，尤其对于活动在被白色势力包围的小块割据区域内的革命军队。如，毛泽东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我军给养问题又很迫切，遂于十月十三日再占领遂川，独立七师不战宵遁”，杨开明在1929年2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讲到这一事件时亦称“旋因军中经济发生问题，9月中又率大队去遂川”。
（1）缴获敌人物资
军事胜利帮助解决经济问题，最为直接的就是击溃敌军后可以缴获其携带的物资。击溃大股敌人就有大的缴获，如据朱德、何长工、谢甫鹏回忆，1928年5月中旬击溃杨如轩部，缴获了整师的辎重，仅银洋就缴获5万多元，后来每人还发了三元。部队分散在外，获得小规模战斗胜利，亦可解决部分物资需求，如据赖毅回忆，八月失败后，三十一团两个连驻在永新西乡下幽村，天气逐渐转冷，又没有盐吃，正好发现一股敌人，将其打跑，搞了些盐、毛毯等。
（2）扩张活动范围，以购买物资、打土豪
战争胜利，缴获敌人携带物资，尚在其次，出去活动并筹集物资才是最重要的，范树德回忆“红军常常外出打仗，在圩镇上直接购买了一些物资”。
这方面的实例很多，如据何长工、杨梅生、李立、罗东祥回忆，5月上旬，五斗江战斗胜利，击溃敌八十一团，部队趁胜追击占领永新城，在永新境内分兵工作了二十多天，搞了很多盐、药材等，并组织群众把这些征购而来的物资运到井冈山和九龙山上，光茨坪就挑去了400多担东西。
又据何长工、苏兰春回忆，6月下旬，龙源口大捷，击溃杨池生和杨如轩部，第三次进占永新，把食盐、药材等凡是有用的都挑了回去，并分兵到莲花、安福边境、吉安边境去。再有，据熊寿祺回忆，9月中旬击败刘士毅部，占领遂川，“把县城里的中药和布匹差不多都买来了”，解决了部队的物资问题；据杨开明报告，10月中旬，“我军占遂川凡10余日，缴金银、药材、衣服、布匹等甚多”；罗东祥回忆，占领遂川，光茨坪就挑去布匹三百多担。
军队每次占领城市都必定大肆搜集物资，甚至近乎竭泽而渔，如三占永新时把凡是能用的都挑走，使得1928年11月红四军不得不在党代会决议案中提出“红军必须宣布具体城市政策纲，力改前次无限制没收军需品的政策”，这也许是军队对物资的极大渴求得不到满足之下的无奈之举吧。
军事手段对军队物资供给的贡献如何？这个问题更加难以衡量，既因为缺少数据资料，也在于军事力量是根据地存在的基础，为维持军队物资供给进行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军事力量的支持，所以，只能做一个估计。
一打永新，分兵工作二十多天，征购物资400担以上，九、十月打遂川，工作10多天，征购物资总不少于400担，以供给6000人计，其中食盐如占八分之一，即可供部队一个月食用。
但一则食盐在物资中的占比也许没有那么高，二则这种规模的征购在井冈山革命中仅见这两例，三则征购过的地方短时间内无法再次征购。推测，军事手段可快速为部队筹集大量物资，但所得并不稳定。
又，据杨开明1929年2月给中央的报告及朱德的回忆可知，从1928年11月初攻永新受挫，一直到1929年1月13日，红四军“迄未动作，纯全在修养训练”，战士的生活变得很苦，都是单衣，天天吃南瓜。
当红四军士兵知道主力部队要下山时，据熊寿祺讲，战士们“都非常高兴，士气极其振奋，其中二十八团是坚决拥护的，有些战士认为又有仗可以打了”。士兵愿意打仗，不打仗就发愁，而且愿意打到外面去，是因为打仗可以改善生活。
红四军下山后，据朱德回忆，部队原下山时只有四千多人，沿途扩充了些，到了大余一带，又舒服起来，生活也改善了。一不打仗，生活就艰苦，打出去，生活很快就改善，可见军事手段对军队物资供给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