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改判的可能性不大，但需结合二审审理情况综合判断，若无重大新证据或新进展，维持原判概率较高。具体分析如下：
犯罪性质与情节
吴谢宇故意杀人罪的认定基于其“长时间预谋、策划”，主观恶性极深；杀害母亲的行为严重违背家庭伦理，践踏社会基本情感，社会影响恶劣。
法院明确指出其犯罪手段残忍，且数罪并罚（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综合罪行极其严重。
量刑的从严性
尽管吴谢宇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法院认为“不足以从轻处罚”，表明其自首情节未被认定为重大减刑理由。
死刑的适用符合中国《刑法》第48条关于“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规定，且数罪并罚进一步强化了量刑的严厉性。
谅解书的作用有限
吴谢宇的舅舅和姑父签署谅解书，可能成为二审辩护的切入点之一。但根据中国司法实践，亲属谅解在故意杀人案中通常仅作为量刑参考，而非决定性因素，尤其当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影响重大时，其影响力会被削弱。
例如，在类似弑母案件中，即使存在亲属谅解，法院仍可能基于犯罪手段的残忍性和伦理违背性维持死刑判决。
精神状况与责任能力争议
吴谢宇曾提出父亲离世导致其精神出现问题，但一审中法院未采纳此辩护意见。若二审中辩护方能提供权威的精神鉴定报告，证明其在犯罪时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可能触发《刑法》第18条关于“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
然而，此类证据需满足严格标准（如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结论），且需排除“伪装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实践中难度较高。
新证据的提交难度
吴谢宇称正在撰写“经历过程”以警示他人，但此类材料属于主观陈述，若无其他客观证据（如未被一审采纳的证人证言、物证等）佐证，难以构成“重大新证据”。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36条，二审改判需基于“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仅凭现有信息，吴谢宇案改判的法定理由不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