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小说家》作为双雪涛的作品，其故事深度与文风特质在读者心中留下了复杂而微妙的印象。本文集与双雪涛的其他作品相比较，更似于他模仿与拆解村上春树创作阶段的习作，虽已初步显现出其个人特色，却在模仿中产生冲突，未能充分展现自我风格。《刺杀小说家》与其他篇目如《白鸟》、《终点》等相比，后者更鲜明地凸显了作者独特的叙事风格。在结合东北衰落大背景的背景下，《跷跷板》、《光明堂》、《飞行家》、《北方化为乌有》等故事展现出作者的成熟与融合，实现了个体与时代背景的互动效应。“物哀”文化是日本文学的一种核心情感体验，它强调个体化、私密化的情感体验，是个人喜悦、愤怒、悲伤等情绪交织的产物。而《光明堂》、《飞行家》等故事中，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相冲突，反映了个体在时代的洪流中挣扎、抗争的精神。在这些故事中，失败被视为必然的结果，BE（Bad Ending）成为True Ending。当人们在对抗“势”时，尽管结局不尽如人意，但这种精神足以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宽慰。这与“北大古生物毕业生最终转码”中的故事形成对比，虽然她选择了安逸稳妥的道路，但她的坚持并未完全消失。《刺杀小说家》的处理方式在小说与电影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小说中久藏和小橘子的爸爸击败了赤发鬼，但对千兵卫和小说家的结局并未详细描述，这种模糊、留白的处理方式更符合读者的期待。然而，作品整体上并未完美展现，主要原因是缺乏人与“势”的冲突，故事的冲突描写显得幼稚肤浅。《刺杀小说家》虽未达到完美的境界，但它通过千兵卫在思想上发生的转变，探讨了在混乱世界中做出正确选择的价值。无论最终结局如何，这种精神与行动本身，就足以得到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