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这个问题下面都是什么牛鬼蛇神。只看到了一个正经回答。比埃及王表的那个提问下面的回答还可怕。
如其所言，苏美尔王表里的国王只有六个得到早王朝铭文的证实，超过九成的前萨尔贡时期国王都存疑。特别是马里王朝的部分，已被当地出土文献完全否定。其余城邦的国王证明情况也都非常糟糕。
苏美尔王表（萨尔贡以前部分）与夏朝王表相比的唯二优势在于
第一，它的编撰时间距离早王朝不远，但夏朝王表距离夏朝超过千年。
第二，至少苏美尔王表里面有少数几个国王得到了同期铭文的证实，夏朝一个都没有。
我可以肯定的说，苏美尔哪怕最早时期的文献也不全都是些账本。真正以账本为主的语料库，仅限于乌鲁克四期到三期的原始楔文语料库，即使这一时期的文献也有一成多是教育文本，即所谓的词表。而且也不要瞧不起账本，这些账本显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会计体系。词表中还有十分繁冗的官职名称，此外还有地名表、木材表、金属表、鱼表之类的专题名表，体现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分类思想。所以虽然没有叙述性的成分，但其涵盖的内容的确是包罗万象。
这个时期不可能出现大多数群众感兴趣的那种历史或文学类文本，因为此时的楔形文字几乎不能记录语言，因此甚至没有可识别的苏美尔人名。更为复杂的文本得等到早王朝时期。
早王朝1/2期出现了一些涉及土地产权交易的文献，直到早王朝3期才出现了王室铭文以及文学文本。一批来自神庙图书馆的文献特别值得关注，它展现了苏美尔文学的最初形式，体裁可以分为神庙颂诗、巫术咒语、神明的神话、假托父传子受的教谕文学。此外，这一时期的词表中还出现了“神表”，吉尔伽美什最初就出现在这类神表中，考虑到这个人物严重缺乏历史证据，因此他极有可能是一位被历史化的神话人物，而不是相反。《吉尔伽美什与阿伽》中将他与阿伽描绘成同时代人物，而阿伽之父已出现在早王朝铭文中，但这份文献成书年代较晚，更早的记录中并无此类指示，且在系列故事中显得颇为奇特，也未被后世纳入经典。
历史和神话至少在早王朝史料中很好区分，当时苏美尔意识形态中还不存在神化君主，人与神界限分明，神灵的名字也会附有特殊的指示符。大多数史料是奉献铭文，即某国王向某神灵及其神庙奉献物品以表示敬意，并无刻意混淆神话与历史的界限。顺便一提，十分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早期苏美尔文献中有着花样繁多的列表，但偏偏没有王表；《苏美尔王表》是阿卡德或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发明。神权色彩浓厚，缺乏历史书写意识，这正是苏美尔文明的特点。
真正棘手的是古巴比伦时期涌现出来的大量虚构文学，早期的亚述学家在重建苏美尔的历史、神话甚至政治制度时，大量借鉴了这类材料，这才真正模糊了历史现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由于早期史料局限性很大，雅各布森花了很大的力气，利用较晚成书的《埃努玛埃利什》《吉尔伽美什史诗》以及其他一些零碎的材料拼凑出苏美尔的议会民主制；又利用《苏美尔王表》来重建苏美尔的统治世系和年表。
这两项重建都殊为可疑：苏美尔王表的虚构性被早王朝同期铭文确凿无疑地坐实了，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公元前 3000 纪晚期的史料中，确实可以证明巴比伦尼亚政治体系中存在着某种民主因素，议会形式的协调机制毋庸置疑是存在的。早期苏美尔的意识形态也并不承认世袭君主（尽管现实中往往世袭成风），理论上王权始终来自于神意而非血统，甚至偶尔会提到民选君主；乃至《苏美尔王表》中也会提到一些卑贱之人成为国王，且其中的早期国王模糊了人神之间的界限。但一些细节的重建有故意贴合西方制度的嫌疑，而将其上溯到史前时期，甚至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显然也是走的太远了。
除了民主，还有法制。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多的现代西方概念，被投射到了如此遥远的苏美尔身上。早王朝时期出现各类契书及庭审记录，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出现成文法典。这个时间点苏美尔口语实际上已经濒临消亡了。“法典”的说法扭曲了古代文献的原始意义，它们被编撰出来并不是为了成为司法程序中的参照标准，更多是为了宣传国王作为正义之主的官方意识形态。实际的司法过程中，不会提及法典的存在，也不会引用其中的条款。不过，大量的司法文献中确实提及王室法令（并非法典）作为至高的法律权威。无论如何，它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制和法典是有区别的。
没有多少纯粹意义上的苏美尔文学流传下来，这里不是说没有流传到今天，而是说他们甚至没有流传到公元前2千纪和1千纪。许多早王朝时代的苏美尔文学作品都十分晦涩，且在现代知名度不高，即使在古代也是如此。新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的苏美尔文学正典化运动抛弃了绝大部分早期文学，几乎是另起炉灶。耳熟能详的《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大部分内容以及《苏美尔王表》的标准版都是这一时期的新创作，却十分奇怪的被当成了苏美尔文明的代表。
